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以“丝绸之国”闻名于世界，素有锦绣中华的美誉。中华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织绣工艺，人们常常利用刺绣来装饰衣、裙、衾、枕等生活用品，美化生活，在世界服饰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的刺绣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中颇有影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百花园中瑰丽多姿的一朵越开越艳丽的奇葩。在工艺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辉煌灿烂的楚绣与马王堆汉绣，不但是中国刺绣史上足以骄傲与自豪的一章，也是湘绣顺理成章的最初发展之源。
刺绣，古时称为“黹”、“针黹”。又名“女红”，俗称“绣花”，是在织物上进行的一种再创作。中国的刺绣究竟源于哪个朝代？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的刺绣应该是殷商和西周时期的。从那个时期的出土文物来看，粘附在泥土上的丝织物的纹路和刺绣的花纹依稀可见。1972年，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共出土了40余件绣品，这批绣品中以辫绣和铺绒绣为主，以辫绣为最多。绣线的直径仅为0.1毫米左右，不及头发丝的一半，真是巧夺天工，即便是在今天，也堪称一流。1982年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绣衾和禅（单）衣，上面绣着龙、凤、虎和花卉等，形神兼备，绮丽多变。1985年，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楚墓出土的绣片在极细的丝卷绢上，用辫绣法刺绣的龙凤图案，虽然污损严重，年代久远，但仍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龙纹绣绢所表现的龙、云飞腾缭绕的景象及生动奔放的气势。这充分表明了我们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证明刺绣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人们一定会想，为什么会出现刺绣呢？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
第一、说到刺绣不能不说丝织，可以这么说，是丝织的产生和完美造就了刺绣的诞生。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比之以前更发达，男耕女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经济特征，几乎家家种植桑麻，从事纺
织。由于当时的养蚕方法已经十分讲究，因此所缫出的蚕丝质量很高。其纤维之细之均，可与近代相媲美。发展到西汉时，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织锦来看，每根纱由4-5根丝线组成，而每根丝线又由14-15 根丝纤维组成，也就是说每根纱竟由54根丝纤维捻成。如此高的丝纺水平，同时也推动着染、绣的发展，使它的成品更加美观和更富表现力。
第二、社会等级制度的强化和人类审美感的提高，商品制的形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期间，华夏民族的部族联盟首领在举行重大庆典、祭祀等礼仪活动时，必须穿着绘绣有日、月、星辰、山、水、龙、华虫（雉鸡）图纹的上衣和有宗彝、水藻、火、米粉、黼、黻、等图形的下裳（裙）礼服，后世称为“十二章服”并形成定制。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刺绣工艺逐渐成熟，这可从近百年来的大量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这一时期的刺绣有经过夸张变形的龙、凤、虎等动物图案，有的则间以花草或几何图形，虎跃龙蟠，龙飞凤舞，刻画精妙，神情兼备，布局结构错落有致，穿插得体，用色丰富，对比和谐，画面极富韵律感。
进入秦汉时期后，刺绣工艺已相当发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王充在《论衡·程材篇》中所描述的：“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齐郡临淄（今山东临淄）为汉王室设官服三所，织工数千人，每年耗资万万。在前汉武昭之世，不但帝王之家是“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毛织品）”，就连一般的富人也服用“五色绣衣，缛绣罗纨、素递冰锦”，而且座卧的席子也要“绣菌”，床上帐幔也是“黼绣帷幄”、“锦递高张”。甚至死后殉葬的口袋也是“缯囊缇橐”。民间如此，朝廷贵族也不待言，他们的宫室以丝织藻绣装饰，以至“屋不呈材、墙不露形”，甚至“柱槛衣以绨锦”，其奢侈程度可见一般。汉代刺绣的空前繁荣，使刺绣的艺术处理又前进了一大步，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里的竹简“遗册”中记载着三种刺绣名称：“信期绣、
乘云绣、长寿绣”。                                                   
到了汉末、六朝时期，中国便开始进入“像教弥增”（佛教因造像众多，故也称之为“像教”）的时代，因而兴盛了绣制佛像之风。1965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北魏的一佛两菩萨说法图刺绣残片一件，用几种彩色丝线绣出佛像、菩萨、供养人和相应的文字，
供养人的长衫上绣有忍冬纹和卷草纹，示意着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贯通，并在刺绣中得到反映。说到这一时代的刺绣，不得不说说三国时期吴王赵夫人的“三绝”——机绝、针绝、丝绝。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达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龙凤之锦，宫中号为“机绝”。孙权尝叹，蜀魏未平，思得善画者图山川地形，夫人乃进所写江湖九州山岳之势。夫人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时人号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轻幔，号为“丝绝”（见壬子年《拾遗记》）。汉末、六朝刺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开始出现了人物形象，为今后的人物绣品开了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意义。
刺绣到了唐、宋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它由日用与观赏两者兼容并蓄，发展到日用与观赏分而治之，特别在观赏方面成就最大，由于文人们的积极参与，使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结合得更为紧密，形成了画师供稿、艺人绣制，画绣结合精品倍增的新趋势。
唐代的刺绣除了作为服饰用品外，还用于绣作佛经和佛像，为宗教文化服务。此时刺绣技法虽然仍沿袭汉代锁绣，但针法已开始转变运用平绣为主，并采用多种不同针法，多种色线。所用绣底质料亦不限于锦帛和平绢。刺绣所用图案除了佛像人物，山水花鸟也渐兴盛。因此佛像人物，山水楼阁，花卉禽鸟，也成为刺绣图样，构图活泼，设色明亮。使用微细平绣之绣法，以各种色线和针法之运用，替代颜料描写之绘画形成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唐绣独特的风格。至于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的轮廓，加强实物之立体感，更可视为唐代刺绣的一项创新。
唐以前之绣品，多为实用及装饰之用，刺绣内容与生活上的需要和风俗有关。宋代刺绣之作，除为实用品外，尤致力于绣画。自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嗜爱书法并及于绘画，书画乃当时最高的艺术表现，至宋更及于丝绣，书画风格直接影响到刺绣之作风。历代迄清各时代之绣画与绘画有着不可分离之关系。
宋代是我国手工刺绣发达臻至高峰的时期，无论产品质量均属空前，特别是在开创纯审美的艺术绣方面，更堪称绝后。宋代刺绣之发达，由于当时朝廷奖励提倡之故。据《宋史·职官志》载，宫中文绣院掌纂绣。宋徽宗年间设绣画专科，使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因而名绣工相继辈出，使绘画艺术发展至最高境界，并由实用进而为艺术欣赏，将书画艺术带入刺绣之中，形成独特之观赏性绣作。明代屠隆在《考磐余事》中写道：“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故眉目毕具，绒彩夺目，而丰神宛然，设色开染，较画更佳。女红之巧，十指春风，迥不可及”。
朝廷的提倡，使原有的手工刺绣工艺显著的有了几个方面的提高：1、平针绣法富变化，钻研发明出许多新针法；2、改良工具和材料，使用精制钢针和发细丝线；3、结合书画艺术，以名人作品为题材，追求绘画趣致和境界。
元代刺绣的观赏性制作远不及宋代。《清秘藏》有记载：“元人用线稍粗，落针不密，间用墨描眉目，不复宋人精工矣！”
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仅有一幅传世作品，由作品观之，但也继承了宋代写实的绣理风格。入主中原的元人，在全国各地广设绣局和罗局，刺绣的审美和功用，越趋于美术化。佛教题材的出现，始自隋唐，主要图案是宝相花。宋绣独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否定儒家的首一地位，崇推出藏传佛教，中原拜佛信教之风复兴。 
    元代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刺绣除了作一般的服饰点缀外，更多的则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被用于制作佛像，经卷，幡幢，僧帽，以西藏布达拉宫保存的元代《刺绣密集金刚像》为其代表，具有强烈的装饰风格。山东元代李裕庵墓出土的刺绣，除各种 针法外，还发现了贴绫的作法。它是在一条裙带上绣出梅花，花瓣是采用加贴绸料并加以缀绣的做法，富有立体感。
明、清时期，刺绣工艺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尤其是明代，发达的染织技术，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多元化的色相彩度色丝。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里，女孩子都要学习“女红”，都要掌握刺绣，正因如此，那些深宅大院的小姐们，刺绣便成了她们消遣、养性和从事精神文化创造活动的唯一活动。除绣制家庭所需绣品，收藏和鉴赏精妙绣品渐渐成为上层社会风尚，对刺绣工艺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刺绣技术和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进入了中国传统刺绣的巅峰时期。
明代刺绣工艺特色表现为：一是用途方面，广泛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制作无所不有，与后来的清
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刺绣流行风气最盛的时期；二是绣艺方面，一般实用绣作，品质普遍提高，材料改进精良，技巧娴熟洗练，而且趋向迥异宋代的繁缛华丽的风尚；艺术绣作，承袭宋绣优秀传统下，能够推陈出新，有新 发明，特别是上海顾氏露香园，以绣传家，名媛辈出。顾绣针法，除继承了宋代最完备之已成绣法外，更加以变化而运用之，可谓集针法之大成。用线主要仍多数用平线，有时亦用捻线，丝细如发，针脚平整，而所用色线种类之多，则非宋绣所能比拟。同时又使用中间色线，借色与补色，绣绘并用，力求逼真原稿，极尽巧妙精微之刺绣技术。其构思讲究、用材精妙天成，绣工善美，吸收西方浪漫主义突显透视的效果，摹绣古今名人书画,劈丝配色,别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所绣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妙。作品风靡至清不歇；这种刺绣家纷然崛起，广受社会推崇；三是衍生其它绣类方面，刺绣原本仅以丝线为材料，明代开始有人尝试利用别的素材，于是有透绣、发绣、纸绣、贴绒绣、戳纱绣、平金绣等出现，大大扩张了刺绣艺术的范畴。
清代初中时期，国家繁荣，百姓生活安定。刺绣继续蓬勃昌盛，而且更上层楼。清代刺绣，多为宫廷御用的刺绣品，大部分均由宫中造办处如意馆的画人绘制花样，经批核后再发送江南织造管辖的三个织绣作坊，照样绣制，绣品极工整精美。所绣物像变化较大，富于很高的写实性和装饰效果；又由于它用色和谐和喜用金针及垫绣技法，故使绣品纹饰具有题材广泛、造型生动、形象传神、独具异彩、秀丽典雅、沉稳庄重的艺术效果。折射出设计者及使用者的巧思和品味，体现了清代刺绣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艺术价值。
除了御用的宫廷刺绣，同时在民间先后出现了许多地方绣，并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派系，即号称“四大名绣”的苏绣、粤绣、湘绣、蜀绣。此外，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地方绣，如：鲁绣、京绣、瓯绣、闽绣、汴绣和苗绣等，都各具风格，沿传迄今，历久不衰。
湘绣正是继承、吸收了苏绣、粤绣和其他绣种的优点，经过历代广大刺绣艺人的辛勤创造和一些优秀画家参与湘绣技艺的改革提高，把中国画的许多优良传统移植到绣品上，巧妙地将我国传统的绘画、刺绣、诗词、书法、金石等各种文化艺术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湘绣以中国画为基础，运用七十多种针法和一百多种颜色的绣线，充分发挥针法的表现力，精细入微地刻划物象外形内质的特点，绣品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明，质感强烈，形神兼备，生机勃勃，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
清嘉庆庚午（1810）年《长沙县志》卷十四《风俗条》记载：“省会之区，妇女工刺绣者多，事纺绩者少。”光绪丁丑（1877）年间的长沙县志亦有相关记载，它说明，湘绣是从民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当时湖南境内的刺绣还限于自产自用，村妇之间，只是绣些实用物品来美化生活，如在鞋面、茶褡、腰带、裙缘、枕头、手帕、帐帘和小孩的兜肚、帽子上绣些花样等。太平天国以后，湖南大量新贵官僚，需黼黻品级来装潢身份，为了满足这些达官显贵的需求，湘绣向着商品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近代学者徐崇立在他所写的《泸渎羁居记》中指出：“长沙光绪末年，湘绣盛行，庄内雇佣专业绣工，超越苏绣，已不沿用顾绣之名。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这说明在光绪末年，湘绣从自绣自用的生产方式逐步走向了商品化生产。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湘绣商品化的发展，从事刺绣的艺人越来越多，专业绣工达2000多人，并出现了大量绣庄。最为普遍的要数沙坪袁家冲一带。当时，袁家冲人袁魏氏（其名不详）与吴彩霞绣庄主人胡莲仙在技艺上切搓结合，共同开创了湘绣新局面。沙坪当时有名的绣庄就有邵家冲王展香的“广华绣庄”、茶园塘卢炳元的“锦华绣庄”、金家塘张国良的“云霞绣庄”、高家屋场胡德兴、魏建章的“锦霞绣庄”、“湘翠绣庄”，规模较大的有照壁张长源的“湘源丽绣庄”，而开办时间最早、最长的则数荒坡李和生的“李裕章绣庄”。清光绪末叶，袁魏氏之子瑾荪在长沙城内创“锦云绣馆”，开湖南绣馆之先河。由于工艺精良，形象鲜明，很快流传各地，湘绣从而闻名全国。接着开业的有“红移”、“梁玉霞”、“李协泰”等绣庄，并以沙坪、袁家冲为中心，扩展到长沙城郊、河西、三汊矶、宁乡朱石桥、浏阳等地，城乡绣工达万余人。袁魏氏与胡莲仙成为近代湘绣的奠基人。稍后，沙坪柳敏姑代表着又一个时期绣艺的高峰。据《湘绣史话》载：（柳）尤擅长绘制蝴蝶，有见到她所绣百蝶图的……粉蝶麋集在一族晕红的牡丹周围或飞或驻，凌乱中自然有序，100只颜色相同的粉蝶，姿态各不相同，而无拼凑之弊。可见其绣艺的高超。柳敏姑多绣日常生活用品，如帐帘、小孩鞋帽围兜之类，当时有民谚“张娭毑麻线，柳敏姑鞋面。”足见其绣艺之高超。
湘绣商品化的发展，促进了画家与绣工的明确分工与紧密合作，并孕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湘绣精英：杨世焯、李仪徽、余振辉、肖咏霞、杨应修、李凯云、李云青、李振球、曾醒桥、吴季林、李德泉等，他们或画或绣，或城或乡，为湘绣的长足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湘绣的艺术魅力很早便被认知。20世纪上半叶，先后在南洋劝业会、意大利万国博览会、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获金奖。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上展出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绣像在全美引起轰动。建国后，先后在20多个国家展览，屡获殊荣，被称为“奇异的手，绝妙的作品”、“不可思议的魔术般的艺术”，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被国外誉为“超级绣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之而来的长沙“文夕大火”几乎将所有湘绣及其它商业店面毁于一旦，保存的绣品、画稿都被烧光。湘绣业受到严重打击。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湘绣和其他民间工艺获得新生，濒临绝境的湘绣很快恢复，迅速发展。湘绣作为工艺品为国家出口创汇，政府先后组建成立了“湖南省湘绣研究所”、“长沙县湘绣厂”、“长沙市湘绣厂”、“望城县湘绣 厂、长沙沙坪湘绣厂”等企业。并在此五大家基础上，成立了“湖南省湘绣企业集团”。这一 时期，大量的优秀作品应运而生，在刺绣针法的运用与实践上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在刺绣技术的革新与成熟度又提高到了历史以来又一个新的层面上。品种发展为绣片、画片、条屏、册页、被面、围巾、手帕、鞋类、服装、服饰、床上用品、精品、挂屏、座屏、双面绣、双面异绣等30多个系列，200多个品种，涵盖了装饰、装修、礼品、日用、陈列、收藏、旅游产品等各个领域。
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历史原因，长沙县湘绣厂、望城县湘绣厂、长沙市湘绣厂相继破产倒闭。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个体、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湘绣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据统计，
目前长沙地区从事湘绣生产的大、小企业有近100家，从业人员5000多人，行业总产值已突破1亿元。     
“一口银针十支玉指百束锦丝，弘扬绣乡千年传统；三湘夸颂四海称荣五洲赞誉，织就人间万物风华”。1995年首批百家中国特产之乡命名活动组委会正式授予原湖南省长沙县沙坪乡，今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沙坪“中国湘绣之乡”的光荣称号。
2003年2月，湘绣（金球牌）通过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标记注册，成为四大名绣及刺绣行业中首个符合《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获国家质检总局认定而受保护的品牌。
2005年10月12日，中国“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搭载四幅极品湘绣作品遨游太空。这充分说明湘绣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瑰宝，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湘绣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曾经适应于各个历史条件下的市场需求，创 造了辉煌。但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求产品更具时代气息和文化内涵。为了发展湘绣工艺和培养湘绣人才，发展壮大湘绣产业，湘绣行业有识之士与湖南省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采取“订单式”培训方式，这标志着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已经告别单一的母传女、姐带妹，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式的传统教育模式，实现了湘绣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初步现代化变革。而“中国湘绣技艺研发培训基地”的成立，将致力于科学研究与产品创新以及劳动力资源的培养开发和高素质人才的打造，把传统的湘绣工艺与现代的高科技相融合，使湘绣这一中华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场中得到弘扬，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繁荣。
湘绣艺术，源远流长。传承和弘扬湘绣文化艺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也是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将湘绣艺术继续发扬光大，让湘绣艺术成为全人类永远的宝贵财富。